潘绥铭：关于《性之变》的问题解答

潘绥铭，1950年12月生于北京，他在中国创立与推广了性社会学;主要是在多项实证研究的支持下，奠定了该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、创立了“初级生活圈”、“中国性革命”、“性产业”、“性化”等基本概念。

《性之变》

1、做性社会学研究，您常说到“性革命”这个基本概念。“革命”二字如何理解？

潘绥铭：革命就是急剧的改变。急，发生在短时期内;剧，改变的幅度大。革命对应于：改良、渐进、进步、发展等等。革命本来就是一个中性词，没有政治含义，例如工业革命、技术革命等等。

2、新书《性之变》探讨的是21世纪头十年的变化，相比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、1949年前后，这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？

潘绥铭：首先，由于2000年之前没有随机抽样的全国调查的成果，因此无法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进行对照。

其次，当然可以进行定性的历史比较。在《性之变》的开篇，已经定性地论述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变化。更加久远的历史发展情况，在我以前的著作中都已经论述过了，因此在《性之变》中不再详述。

3、这十年，也是女性意识包括女性群体意识觉醒的十年。从性社会学的角度来看，她们的觉醒，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

潘绥铭：《性之变》只能从性行为与性关系的角度揭示中国女性的变化，调查问卷中没有包括女性的整体情况和社会地位状况，因此无法反映这些方面的变化。

如果定性地来看，我觉得“女性群体意识觉醒的十年”稍有夸张。它很可能主要表现在“私领域”之中，在“公领域”中很难得以证实。尤其是与西方女性的性别革命的历史情况相对照，相差实在太远。

因此只能是像我在《性之变》中所说的那样：到21世纪，中国女性的性革命才刚刚开始。现在就加以总结，为时尚早。

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：如果性开放的中国女性没有显著地增加，那么男人的性开放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迅猛发展。

4、我注意到，您这本书有时用语颇具生活气息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笔法。这是您在消解主题的敏感性，来满足一般公众的阅读需求么？

潘绥铭：我没有过您说的这种考虑。

《性之变》是实证研究的著作，而不是抽象思辨的哲学书，因此它本来就应该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，而不是使用作者臆造的各种概念来剪裁生活。

尤其是，学术永远是远远落后于生活发展的。最近十年中，中国人民自己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，例如“性福”、“一夜情”、MB等等，这些都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现有的学术成果。可惜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基本上是闭目塞听，仍然沉溺在1950年代的那些道德判断之中，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新概念。这样的所谓“学术”，跟生活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，不要也好。

我自己努力过了，提出了“性趣度”、“性风采”、“亲密消费”、“性福度”、“性取向度”、“性总分”等概念，现在只等同仁的批评了。

方法论

1、我对您做性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很感兴趣。在“卧底”红灯区、展开调查、分析数据等方面，您有哪些具体的做法？

《性之变》是调查问卷的定量的统计分析著作，不是定性研究，也不是类似人类学的田野调查，因此不涉及后两者。对于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，在《性之变》中已有大量介绍，而且多于很多其他的同类著作。

性教育

1、在网上，我看到有一些学生对您的性社会学研究好奇，想报考您的研究生。另一方面，大学的性教育相当欠缺。这两者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可能互为因果。现在，大学性教育的整体状况如何？性教育课程有成为全国高等院校必修课的可能吗？

潘绥铭：我认为，在大学本科阶段，所谓“性教育”应该更加具有学术性，也就是引导大学生去分析全人类的和全社会的性(Sexuality)，而不仅仅是解决自己个人的性问题。国际上的大学教科书中，关于Sexuality的都是这样的内容。

中国在这方面很欠缺，但是最近十年也有很大的发展。在1985年的时候，连医学在内，只有我一个人开设关于Sexuality的课程;但是到2012年，仅仅据我所知，除了医学，已经有11位老师在大学开设这样的课程，只不过名称并不统一而已。

至于何时可以成为必修课，我不这样看问题。

首先是因为Sexuality课程不是宗教灌输，没有必要搞“大一统”和“一刀切”。总会有些老师有志于开设这个课程，政府和大学所做的仅仅是不禁止即可。我们研究所过去就资助过这样的老师，今后也将如此。但是我们没必要去呼吁当局允许，而是要对任何一级行政领导的禁止进行问责。

其次，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日，如果大学生真的对Sexuality感兴趣(包括自己希望获得帮助)，那么即使没有课堂教学，也完全可以自己主动搜索到，而且往往内容更多。真正的问题是：究竟是什么东西，直到今天还在阻碍着大学生这样做？

2、您带的研究生主要有哪些学习内容？毕业后，从事性教育、性社会学研究的多么？

潘绥铭：我已经有14位博士生和2位博士后毕业，他们主要是在各个大学中任教，其中至少有4人已经开设了与Sexuality有关的课程，其余人将来都有可能开设。这既是我的奋斗目标，也是我人生中最为欣慰之事。

还有一位女生去了国际著名公司做客户研究，录用她的最主要理由恰恰是因为她随我在红灯区做田野调查3个月之久。该公司认为：在中国，如果连小姐都能调查，那么调查我们的用户就不成问题了。

我的博士生在校期间，除了理论学习与研究之外，每个人都曾经出国进修或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有些是多次。他们也都参加过我组织的各次性调查，只不过调查内容不同而已。但是他们的博士论文，主要是他们自己独立做调查的成果，并不是使用我组织的调查的数据。总之，由于中国的性研究的圈子很小，因此他们在毕业的时候，基本上已经站在学术前沿上了。

社会话题

1、农民工常年在外，性需求难以解决，形成了一批“临时夫妻”。您对这一现象怎么看？农民工如何面对、解决性需求？

潘绥铭：可以参见《性之变》中关于“不婚同居”的论述。

此外，所谓“农民工的性需求”，多少有些炒作的味道，甚至有贬损底层人民的嫌疑。怎么不去讨论讨论那些长期住在国外的：使领馆官员、工程师、商人？尤其是，谁敢来讨论一下解放军战士的性需求？

2、今年，时常传出中小学生被性侵的新闻，其中包括男老师对小男孩的性侵。我们大多会关注受害一方，但可能也需要了解施害人的动机、心理。您对这一类事件中的施害人，有怎样的观察和思考？

潘绥铭：我要反问，这样的事情，以前就少吗？不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，就一定更少吗？或者说，以前性侵中小学生的人、现在性侵非中小学生的人，就一定更加可恨/不可恨吗？

国际上对于广义的强奸犯的研究已经至少有100年了，对策也多如牛毛。为什么我们不引进呢？这才是真问题。

3、互联网、手机等新兴工具的迅猛发展，为一部分人的性需求提供了某些隐秘的出口，尽管其中暗藏诸多不确定、危险，但通过新兴工具解决性需求的势头仍然强劲。新兴工具之于性，在您看来，是潜在的危机还是挑战？

潘绥铭：《性之变》中已经讨论过了。可以再补充一点内容：

一切新发明和新技术，只要有可能，都会迅速地运用于“性”的方面，但是迄今为止，它们仍然属于雕虫小技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之性。例如，避孕套难道不是保障“奸情”不带来后果的灵丹妙药？可是要想建立“奸情”，不还是要靠人类相互交往的老一套规则与技巧吗？

真正足以改变人类之性的，是比尔盖茨所说的“虚拟现实”电脑技术。在《性之变》中已经引用和分析，您可以引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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